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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2页）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的罗荣桓政委，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岁月里，作战经验就是本钱，就是财富，有时可以说就是胜利。在作战中损失了那些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战士、老干部，对八路军来讲，就意味着遭到了比较大的损失。特别是那些红军干部，他们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不但具有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还经受了意志上的磨练。他们很多都曾与罗荣桓一同战斗过，罗荣桓非常深刻地了解他们。一旦失去他们，无论于公于私，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讲，都是难以接受的。

张仁初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抛开作战的胜利，去想一下所遭受的损失，他的那种兴奋感陡然消失。想到那些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战友和部下，他的眼圈也红了。

罗荣桓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不是打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拚，革命的本钱被拚光，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

张仁初低着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谋。既讲勇气，也要讲战术，讲谋略。

张仁初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每逢提起，他总是十分后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

针对重坊战斗这一类情况，罗荣桓和陈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有必要提醒下属各部队。４月２４日，罗荣桓在司令部研究整军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具体条件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

７月间，陈光和罗荣桓在发给各单位并报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部队对军事学习和战术素养的提高未引起重视，以致虽在实践中表现英勇顽强，但在战术上非常不够灵活、机动、巧妙，致使每次战斗都有较大伤亡。

仅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７月，即伤亡５５２５人。”

“部队自转入敌后，由于战斗的频繁，部队军事教育不认真、不精细、不深入、不严格、怕麻烦，存在游击主义的习气与工作方式，使许多优良传统、好的作风逐渐荒疏。干部不注意军事学习，不看军事书籍，在这次干部军事测验中，部队干部１０５人测验，仅３８人及格。机关各部１２８人测验，仅３４人及格。总平均分数是５２．６分，相当惊人。”

这份电报列举了军事指挥脱离敌后游击战争实际的问题。比如，小部队作战指挥，多取正面进攻，队形过于密集，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采取灵活的队形与姿势。

针对上述问题，陈光和罗荣桓提出要加强军事教育的组织领导，对教育要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造成干部学习军事、提高战术素养的热潮，培养大批灵敏勇敢有高度战术素养的指挥员。对上级的一切指示、命令、通报等文件，一定要认真研究，结合实际严格执行；战斗之后，各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作为训练的教材；教育要严格、认真，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讲求实效，不白费精力；加强战士的军事技术教育，如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和防空、防毒，对付敌人坦克、装甲车、炮兵，以及夜战、伏击、袭击的训练；干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战员的关系，各级干部定期向部下进行行政管理教育，讲部队倾向与克服方法；加强各种徒手、器械体操及障碍竞走的训练。

１９４１年８月１日，１１５师为检验部队的学习和训练效果，在蛟龙汪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军政检阅大会，进行了射击、投弹等军事项目的比赛和政治测验。

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１１５师的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指挥员明确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战斗员提高了军事技术水平，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歼敌数量不断增加，而伤亡明显减少。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７月，平均每月伤亡７９０余人，到１９４２年，每月平均伤亡下降到２９０余人。这是１１５师认真贯彻执行积蓄力量、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的总方针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刘少奇到了山东

１９４１年，日军在山东进行“扫荡”时，虽然山东的八路军给了日伪军以重大的打击，但那毕竟是一种缺乏主动权的作战行动。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八路军只是根据日军行动而采取一些相应的应付措施。虽然八路军坚持了沂蒙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但也蒙受了重大损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以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山东的八路军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失误。

１１５师的两位领导罗荣桓和陈光通过总结沂蒙山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指出了这些失误，并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反映了存在的这些失误。

罗荣桓和陈光认为，这次反“扫荡”，反映了领导人过去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上半年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产生了麻痹的情绪，未能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对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同时，对于山东的三角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在当时的情况下，日伪军、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三方谁都没有能力一下子消灭任何一方，因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方面，却忽略了对日军的武装出击。

他们指出：在此次沂蒙山区反“扫荡”中，完全证实了中央军委指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斗争方针应该是长期的分散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保存自己的实力，加强民兵及全部武装地方化，准备迎接配合战略反攻，是万分正确的。同时证实，不采取灵活的游击战争，而守村守寨单纯防御挨打的办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将敌顽一齐消灭，打开局面后再进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确的。

他们还认为，在这次反“扫荡”中暴露出机关庞大、周转不灵以及不切实际、工作不深入、铺张、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八大剧团的会演上，也表现在习惯于开大会、做大报告上。对于这些完全不适合敌后环境的机关作风，罗荣桓从１９４１年４月起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没有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

罗荣桓看到了问题，但却没有权力解决这些问题。桃峪会议不但没有消除山东纵队与１１５师之间原来就已存在的矛盾，反而矛盾越来越多。问题和失误是明摆着的，而自己又没有办法处理，罗荣桓只好请求中央来解决。

１９４２年１月３０日和２月２日，罗荣桓又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对分局领导的意见，指出：这决不是由于困难来抱怨，而是为了认真总结沂蒙山区反“扫荡”的严重教训。罗荣桓还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责任。他建议分局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开展自我批评，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刘少奇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１９４１年５月前称中原局）和新四军政委。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４月，山东曾受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对山东的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罗荣桓等建议由他到山东来检查工作。这时，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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